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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光耀:我的终生抗战
时间:2015-11-23 16:55:13:   来源:   评论:0
 
 今年的徐光耀格外的忙,虽然年届九旬,访问他的人依然很多。因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。那场战争对于人类来说,记忆太深刻了,教训也太深刻了,难以磨灭。

    徐光耀是一位有着抗战情结的作家,他写下了《平原烈火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四百生灵》《望日莲》《乡亲们哪》《杀人布告》《冷暖灾星》等多部小说或电影剧本,有的作品,已经成为经典,久享盛誉。他的作品为什么好?除了写作上的功力之外,还在于徐光耀本人是一个13岁参军的小八路,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不下百次。也就是说,他首先是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战士。当战士时,并没有想到当作家;当了作家之后,依然战士本色。因此他的抗战作品,不是隔岸观火之作,而是血与火、生与死的真实记录。

    周铁汉、张嘎等文学人物,我们知道,但是作者的八路生涯、作品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的心路历程,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为此,我们特邀写过《小兵张嘎之父》的闻章就此话题来与徐光耀“叙旧”,重温当年。

    闻章:徐老好。几年过去了,我还记得您讲过的当年您参军的故事,哭了七天七夜。总哭吗?一刻不停?

    徐光耀:白天站在墙角那儿哭,先是出声,后来就不出声了,默默流泪。也不大吃饭,端着碗也在流泪。晚上哭累了就睡着了,但是醒来还哭。真的是七天。我五岁时母亲去世,父亲脾气不好,是姐姐抚爱着我。村里来了八路,扫院子,喊大娘,我一见就喜欢。特别是有个住在我们家的小八路王发启,阳光帅气,跟我说得来,还跟我一块儿去放驴,我还偷偷跟他拜了盟兄弟。部队征兵,我一心想当兵,当时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,就是不当亡国奴,要当兵打鬼子。父亲也知道这个道理,但就是舍不得我。不同意,我就哭。直到哭到父亲没了办法,只好同意。

    闻章:还有,拽着马尾巴行军……

    徐光耀:到了二里地之外的昝岗,报上名,换上阔大的军装,就俨然军人了。第四天就开拔,向南开,坐船过白洋淀。我那时个子小,记得跟人抬桌子的时候,桌子腿还碰地。过了白洋淀一直向南,小胳膊小腿,走着走着就没劲儿了,没劲儿了也得走,到最后十多里地,实在走不动了,只好拽着马尾巴,让马拖着走。首长见了心疼,他下来,让我骑马。刚上去还好,长时间不行,马背铲得大胯生疼,到了目的地,下不来了,得让人抱下来。

    闻章:您是当年入党。支部嫌您年龄小,我还记得您说过的话:牛大马大,能打鬼子吗?

    徐光耀:那是1938年冬天,参军半年多了。前一天行军到半夜,又闹肚子,没睡好。这天午后在房东家睡沉了,激灵一下醒来之后,知道晚了。爬起来之后,见东厢屋子正在开会,怕别人看到我迟到,就悄悄进去听。人们见到我,眼神很诧异。一个叫金保的问:“徐光耀,你来干什么?”我不想理他。他又问了一句,我就说:“你们干什么,我就干什么。”另一个人说:“你知道我们在开什么会?”我说:“你们开什么会,我就开什么会。”大伙儿就笑,说他们开的是党员会。我说:“你们开党员会就不让我参加了?”他们说:“你还不是党员。”我一听就急了,把身后的门板靠得当当响,嘴里喊道:“竟说我不是党员,我都参军好几个月了,竟说我不是党员!”一位文书忙把我拉到一边,给我解释。我这时候才知道还有党员非党员之分。我得入党,于是我也写了申请给指导员。指导员正蹲在那儿捉虱子,接过我的申请书,看着我:“你才多大呀?”我怕他嫌我小,于是我就说了:“牛大马大,能打鬼子吗?”很快,我就入党了。

    闻章:《小兵张嘎》中有人嫌张嘎矮,张嘎说:“电线杆子高,杵在那儿木头一根!”看来这话也有来历。

    当八路的时候,没想到日后当作家,但却真当了作家,且还是大作家。好多人想知道您是如何开启创作之路的,文学爱好是从何时开始的?

    徐光耀:从小喜欢故事。父亲会讲,讲书讲戏讲笑话。《岳飞传》《三侠剑》《包公案》《施公案》等,民间这些书,我都搜来读过。这些定然也有影响。参军之前,在老家上过四年私塾,认了一些字。到了部队,行军打仗之外,就是学习,学习政治,学习军事等。在房东家有时也能见到闲书,《聊斋志异》《西游记》《老残游记》等,以及鲁迅、茅盾、冰心等人的书,都是在这里那里的房东家搜来看的,我还随身带着一本字典。我先当通讯员,后当文书,知道文字的重要,喜欢文字,比如记日记、写信,还有在锄奸科的时候,我还写过布告。再就是给报纸写战地通讯。从1942年开始,我写了不少的通讯,登载在《火线报》《冀中导报》《团结报》等报上。比如《猛将王峰》《攻克码头李》等。还有行军途中,跟战友比着背诗,一人一首地背诵。也写诗、顺口溜,比如那首《雪夜行军》,就是见景生情之作。这是很自然的事,甚至连锻炼文字的意识也不是太明显,说自觉锻炼文字是过后的概括,更没有想到日后当作家。作家多高啊。到后来,特别喜欢文艺,闹着跳槽,到战地剧社去,也不是要当作家。直到上了华北联大,见到陈企霞、艾青、严辰等作家诗人之后,才有了当作家的自觉。这时候,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了。

    闻章:《平原烈火》是您的长篇处女作,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部抗战小说,影响巨大。1949年夏天,解放战争已近尾声,部队在天津整训。有了大量的时间,您是7月7日这天,开始了《平原烈火》的写作的。您请了假,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把抗日战争中牺牲了的司令员王先臣的遗像挂在墙上,开始了“一个人的战争”。

    徐光耀:是“一个人的战争”,也是多个人的。我好像重回战场,跟众多的战友们一起,牺牲了的和没有牺牲的,在一起,重新再经历一次。《平原烈火》与其说是小说,还不如说是报告文学。除了人名地名是虚构的之外,别的也用不着虚构。战争就那么残酷,那么多人,那么多事,血与火,生与死,全挤在一起。我只是筛选,只是归纳。真的是身临其境,外面“咚”的一声,以为是炮击;风刮动乱纸,以为是机枪;一只麻雀朝着窗户飞来,以为是流弹,身子猛一闪。有好多地方,我是流着泪写的。好多人都牺牲了,十几二十几岁的年龄,多可惜。

    只用了两个月,就把初稿写出来了。

    闻章:说一说《小兵张嘎》。好多人不知道,那么纯净、阳光的作品,竟然是在您政治生命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写出来的。铁凝说,您用您的笔让嘎子活了,而嘎子也让您活了下去。你们是在一个非常时刻相互成全。

    徐光耀:绝处逢生。张嘎是不幸中的幸运儿。其实,早就想写《小兵张嘎》,一直在准备材料,但那时的名字不叫张嘎,而叫《刘故得儿》,在我们老家,说哪个人嘎,就说这人“故得儿”。我不是一个活泼的人,因此特别喜欢别人的活泼、嘎气。当年赵县有两个小侦察员就非常机灵,印象深刻。《平原烈火》中有个瞪眼虎,活泼可爱,但写到后来就没了他的戏,没有展开,怪可惜的。后来就想着专门写他,于是有段时间集中准备这方面的材料,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动笔。

    “反右”时我在劫难逃,“斗熟了”之后,让继续反省。我想不明白,一个从小忠心耿耿跟着党的人,怎么忽然就反党了呢?我把党反了还怎么活呢?想到自己反党,不说别人不能容忍,自己也不能容忍。但冤屈无处诉。绝望时,突然想到读过一本苏联的《普通心理学》,上面有转移法。大挫折面前,此法最有效。于是集中精力,写《小兵张嘎》。

    周围人性恶劣,回忆起当年当八路时,生活虽然艰苦,但人性真好,八路军与老百姓血浓于水。

    闻章:您回想起无极那位老大娘,伏案大哭。

    徐光耀:无限悲痛,难以抑制。参军的那年冬天,部队驻在无极县七汲村。那天我得了感冒,高烧。早晨起来,别人都去跑操,我披着大衣坐在炕上留守。房东大娘见了,问:“怎么了这是?”看我脸色通红,忙爬上炕来,摸完手又摸头。“哎哟,哎哟!这屋子一冬没生火!”她拉起我要我到她屋里去,“那边炕热,窗户也严实。三顿饭跟我吃,晚上也别过来,就跟大娘钻一个被窝儿……”本来我有点动心了,可一听“跟大娘钻一个被窝儿”,便吓住了,坠着身子,死也不肯去。其实我才13岁,怕什么呢。我越是不去,大娘越是急,终于满脸淌泪,说是没见过这么犟的孩子。见她哭,我鼻子一酸,也跟着哭。她见我哭,更加抑制不住。最后,竟招致她老少一家齐集炕前,泪雨霏霏,陪着我哭了一大早。到出操的人回来,才勉强劝开。因我执意不肯到她屋里去,大娘就抱来两床棉被,替我围在身上,又抱来柴火来烧炕,端来热气腾腾的山药粥给我喝……

    我回想起这个来了,联系到眼前的处境,你说我能不哭吗?嚎啕大哭,痛心不已。

    闻章:《小兵张嘎》,是先写小说,还是电影剧本?

    徐光耀:先写的剧本。写着写着,遇到坎坷,就来写小说。就这样小说、电影剧本交叉着写。1958年1月23日动笔,一个月之后,剧本和小说都写出来了。

    闻章:也不发表?

    徐光耀:想也不敢想。已经是戴罪之身,几个月后就定性为右派了。发表是几年之后的事了,经过在保定农场劳动改造,摘了右派帽子,成为了摘帽右派,在保定文联当一般干部。1961年,文艺政策有所松动,这时《河北文艺》的张庆田到保定来组稿,把稿子要走了,随后就在《河北文艺》上发表了出来。很快,中国少儿出版社出了单行本。

    闻章:拍电影更靠后?

    徐光耀:是的。小说出版后,就想到了电影剧本。给谁拍呢?正好严寄洲在保定拍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,黄胄在保定给梁斌的《红旗谱》画插图。我去看黄胄时,遇到严寄洲,我跟严也认识,就把剧本给了他。他提出修改,修改不怕,但是他的修改意见我实在不能接受,于是把剧本又要了回来。这时想到崔嵬,把剧本寄给他了。在华北联大时,我和崔嵬是同事。1963年,电影拍出来了。

    闻章:《小兵张嘎》是真好,小说和电影,各有各的好,但纯净是共同的。

    徐光耀:看来人就得傻些才好。我当时,没有别的想法,生死两不能,宠辱皆忘,只剩下纯真了。嘎子也纯真,一心为奶奶报仇。也许是两者的心境在这时候合一了……

    闻章:成了生命统一体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的确,您说得对,人就得傻,就得制心一处,如果有名利之想,或者想依附点什么,人不单纯了,作品也就难单纯了,人不深刻了,作品也就难深刻了。

    抗日是您的生命情结之一,一个人的成长期全部在战争中度过,必然会对心灵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。因此对您来说,抗战题材是个永远挖掘不尽的东西。因此虽然有了《平原烈火》和《小兵张嘎》,但是,您肯定不满足。您不是不想写,而是没有机会。

    徐光耀:是这样。抗战对我影响最深刻,一生忘不掉的就是抗战,再就是反右。这两件事构成了我的一生,曲折了我的一生,也成就了我的一生。因此我感念。

    《平原烈火》是个不成熟的作品,只有激情,文学上不能说有多高。那里头干货多,好多是原材料。要想写好抗战题材,就得消化它,升华它。因此《平原烈火》之后,更多的是学习。先是上中央文学讲习所,又上朝鲜战场,紧接着又到老家搞了三年的合作化运动,都是全身心投入。那是个风风火火、激情澎湃的年代,更多的考虑是反映现实,跟上时代。到后来就反右了,就“文革”了,大动荡,大浩劫,没有机会写作了。即便写也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只有到了新时期,改革开放,才有了重新回顾抗战的机会。

    闻章:于是有了《望日莲》《四百生灵》《冷暖灾星》《杀人布告》等一系列抗战作品。这时候的作品,跟原来的作品相比,在哪方面有变化?是怎么想的?

    徐光耀:《望日莲》是1976年冬天构思的,1977年春天写成。紧接着又写了《“心理学家”的失算》《“二龙堂”看戏》,也是关于抗战的。这些只能算是报春的花朵。稍有闲暇,脑子里还是抗战。有些东西磨灭不掉,或者说历久弥新。有了文学上创新的自觉,是在几年之后。这时我已经到了省文联,文学创作在全国来说,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,好多的新观念、新写法在冲击着文坛。河北也一样,涌现出了一批新潮作家,如铁凝、贾大山、冯敬兰、何玉茹、梅洁、杨显惠、汤吉夫等,对我来说,是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,这些作品让我欣喜,也冲击着我。我也不甘示弱,那时我也不老。因此我也开始探索,写出了《柏树林中的香火》《杀人布告》《跳崖壮士》《我的第一个未婚妻》等一系列作品,《四百生灵》《冷暖灾星》也是在这时候写出来的,《冷暖灾星》和《望日莲》还改编成了电影。这也应该说是我文学上的第二青春,但我并不满意。我觉得我不如年轻人写得好。我的那些生活,若是让年轻人来写,肯定能写出好多更好的作品来。那时我真心跟年轻人学,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,让他们提意见。铁凝等人也愿意帮助我,给我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,他们都鼓励我这个老头儿。我也收获了不少,我知道了文学上的教育意义不该是直白的,而是象征的隐喻的,文学应该把生活中的多义性表现出来,所谓生活,就是生机勃勃的,是活的,是深刻和深厚的。我必须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,从作品的单一的指向性中解放出来。我也学着从生命本身、从人性本身看问题,尽量在生活中提炼出更深一些的东西。除了跟年轻人学之外,我还读孙犁。孙犁的思维一直是文学的,是人性的。

    闻章:文学评论家阎纲曾经讲过:学孙犁学得最好的是徐光耀,我觉得他看得很准。

    徐光耀:我不敢说我学得最好,但我是真心学。我是真心喜欢他,他的人,他的作品。他也写抗战,也写血与火,但是他写得美,残酷中充满着人性之美,因此他的作品能够流传。

    我真心学,也没学好。美没学来,但我学得了一个“真”字。我敢说我的作品是真心之作。

    闻章:美也有,《小兵张嘎》多美!《战地拾零》多美!《柏树林中的香火》多美!真是美的灵魂,没有真就没有美。可惜《战地拾零》没有接着写下去。

    徐光耀:写不动了。我有大遗憾,一是抗战长篇小说《将军向我们走来》,准备了好多材料,旷伏兆多年的日记我都看了,多次动笔,但多次因故辍笔,到底没能写出来;二是《战地拾零》,一小段一小段的,好多人读了都说好。还有好多,但好像写不动了。

    闻章:该说您的日记了。2013年7月开始整理,2015年7月出书,两年时间大事告竣。

    徐光耀:那还不是你和海波等人的功劳?

    闻章:是海波和他的团队,我不过是中间连接。我说过,这个事情是真心与真心的对接。这对我们来说,其实是个机会,是个学习和提升的机会。都说有准备的人有机会,我说真诚的人有机会。上苍总是眷顾真诚的人。通过这次整理日记,我收获了很多。您的态度让我感动,团队的态度也让我感动。其实中间,我曾一度不想弄了,您是大家的偶像式的人物,把您的私密都暴露出来,对您是个伤害。

    徐光耀:对我能伤害到什么?说到伤害,应该说是我伤害到不少人。我的脾气不好,再加上年轻,在成长阶段,无论眼界还是心胸,都不够宽阔,因此免不了发牢骚,甚至背后骂人。这些我想掩盖也掩盖不了,即使掩盖了也没有用。我只有暴露出来,让大家知道我当初就是这个样子,有好多狭隘,好多私心,把它亮出来,借此就算是对被伤害者的一种道歉。其实,我不光对别人有意见,我对自己最有意见,我最大的牢骚常常发给自己,我之所以进步慢,是因为自己给自己设障碍。

    闻章:这次整理的日记是从1944年到1982年的,可惜的是再早的日记弄丢了。最早的日记是1940年开始的吗?

    徐光耀:应该是,反正很早。但不会记,就是流水账,司令员王先臣看了我的日记,还笑呢,说这小鬼连买花生花了三毛钱这样的事都记。

    闻章:那天翻了翻出版了的您的日记,感觉还是好。真的如好多人说的,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、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,应该说是一个宝库,八宝箱那样的。39年的日记,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、解放后历次运动到改革开放,是对中国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真实记录,很私密,因私密而真切,因真切而深刻。是个人的心灵史,但也折射着民族史、社会史。

    徐光耀:只是真,芜杂得很,当初随手记下,本不想让人看的,不想却公开了。是好是坏,只好任人评说了。

闻章:“自古知兵非好战”,英雄也不好战,好战的不是英雄,英雄是不得已。像您这样经历过抗击日寇的战士,都应该得到世人的尊重,你们都是英雄。

    徐光耀:我不是英雄,真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经死在疆场。能苟活下来,已经是万幸。但我是一个老战士,对于抗战,我有着战士情怀和生死情结。战争让那么多战士死在疆场,活下来的人有责任,有义务,来传扬他们英勇的抗战精神,他们是秉承民族大义的人,为救亡而死,是民族英雄。特别是我成了作家,就有责任让他们活在书上,活在后人的心中。

    闻章:现在也有好多人在写抗战,出了一些书和影视作品,您对这些作品怎么评价?怎样才能产生经典性的作品?

    徐光耀:我看过一些,但不多,看不下去。有些作品是太轻率、太假了,把一场残酷的战争游戏化了,当成了儿戏,很不严肃,误人不浅。若想写好抗战作品,就必须真实地反映那场战争,占有第一手材料,站在人类和人性的高度上,来思考这场战争,升华出让人类觉醒的意义,来告知世人:战争是个可诅咒的怪物,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,记住杀戮给人类带来的惨痛,记住为生存而战的民族精魂,从而开启出人的大爱之心,从而耸立民族精神,从而永葆世界和平。

(责任编辑:中国红色教育网-new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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