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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九死一生也要为人民服务”——访96岁高龄、长征女红军团长王泉媛(组图)
时间:2015-12-04 16:29:01:   来源:网络转载   评论:0




    王泉媛,女,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。1930年3月在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工作,当年加入共青团,先后担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、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等职,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,当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,在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。1935年初与王首道经特批在遵义结婚。在四川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合后,被编入红四方面军。1935年底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。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。西路军失利后被俘,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,历尽艰险逃出牢笼,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,沿途乞讨回乡。1942年回乡后,下地种田、养牛养猪、自食其力。解放后,先后当过村生产队长、保管员、大队妇联主任、公社和乡敬老院院长。1964年、1979年两度担任泰和县和江西省政协委员。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,已76岁。逝世前,她享受副地级待遇,住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城的自己家中。
    王泉媛家属特地请中红网转告各位,她老人家在医院治疗期间,曾得到来自北京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南昌的江西省、吉安市与泰和县的各级党政领导,以及全国各地的王泉媛战友和新闻界朋友的关心、问候与帮助,当地党政领导曾多次派人到医院探望,对此家属一并表示衷心感谢。

穿上军装戴上军帽的王泉媛分外精神(中红网江山摄)

    中红网江西吉安2009年1月21日电(江山)
    人物简历  王泉媛,女,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。1930年3月在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工作,当年加入共青团,先后担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、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等职,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,当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,在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。1935年初与王首道经特批在遵义结婚。在四川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合后,被编入红四方面军。1935年底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。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。西路军失利后被俘,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,历尽艰险逃出牢笼,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,沿途乞讨回乡。1942年回乡后,下地种田、养牛养猪、自食其力。解放后,先后当过村生产队长、保管员、大队妇联主任、公社和乡敬老院院长。1964年、1979年两度担任泰和县和江西省政协委员。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,已76岁。目前,她享受副地级待遇,住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城的自己家中。

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刘英(左二)、王泉媛(左四)、谢飞(右三)、邓六金(右一)等在一起亲切交谈。(王泉媛女儿肖扬凤供照)

半个世纪的翘首等待,王泉媛再见王首道时拍下的合影。(王泉媛女儿肖扬凤供照)

    “家里太穷了,才参加的革命”

    中红网:王团长,你好!快到春节了,首先祝你节日愉快,身体健康!
    你这一生很不容易,有人用九个数字来概括:一生坎坷、两袖清风、三过草地、四爬雪山、五次婚姻、六个孤儿、七次遇难、八陷暗算、九死一生。请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吧!
    王泉媛:我本姓欧阳,家里世代为农,一直过着贫穷的日子。我8岁那年,迫于生计,由母亲和姐姐包办,把我许给了邻村比我大16岁的农民王照斗,彩礼是40担谷子。三年后,我就正式成为童养媳,改姓王了。王照斗家里也很穷,常年吃不饱、穿不暖。1934年,他患肺病去世。
    我参加革命是在1930年3月,在江西吉安的敖城暴动中。因为当时家里太穷了,才参加的革命。在革命队伍里,我积极工作、努力学习,进步很快,先后担任过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、湘赣省妇女主席团成员等职。
    中红网:当时苏区敌强我弱、条件艰苦,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,肯定很危险吧!
    王泉媛:可不是!有一次,我到乡下做群众工作,被两个土匪看见了。他们赶来捉我,大声喊叫:“你这个黄毛丫头,看你往哪儿跑!”
    我说:“我不往哪里跑,我就在这儿等你,看你怎么来捉我?”
    我拿起一个铁镐,准备与敌人搏斗。敌人“啪——”地打了一枪,我看到了一溜烟,就往右一歪头,子弹“嗖——”地飞了过去。敌人又打了一枪,我又往左一歪头,子弹又飞了过去。
    这时,我发现这两个土匪也是当地人,就做开了他们的思想工作:“你们知道家里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还在受苦受难吗?还在受地主恶霸们的剥削和压迫吗?可是你们还替他们做这狗腿子,来打我!我可是代表穷人的,要让穷人们享福,要让穷人们不受他们的压迫。你们要是投降过来,我们还欢迎你们呢!”后来,这两个家伙还真的投降到我们这边来了。
    1934年初,我被送进中央党校的前身——中央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学习。毕业时,学楼对男女学员的军事技术、战术和指挥进行了统一考试,并且排了名次,我名列全校第二名。当时排名没有分男女,大家在一块儿排,我能得第二名是很不容易的。

如今,住在江西省泰和县城的王泉媛有一个幸福的四世同堂的家庭,图为她与女儿肖扬凤(右一)、qt 儿子刘祥仁(左一)合影。(中红网江山摄)

王泉媛与家人合影。右一为三孙媳妇曾美珍,左一为女儿肖扬凤,前为曾孙。(中红网江山摄)

    “走过这么多路,打了这么多仗,我是个不死鬼”

    中红网:你是当年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三十个女红军之一,后来又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女团长,请介绍一下你当年参加长征的故事吧!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参加长征通知的?
    王泉媛:大概是1934年10月,当时并不知道是参加长征。我当时在少共中央,去参加扩大红军去了。那天我从外面“扩红”回来,已经点灯吃饭了,突然接到刘英的通知。她当时是少共中央的组织部长,说中央红军将有重大行动,要我结束手头工作赶回少共中央。当天吃了晚饭,我就一口气走了60里夜路,赶到了刘英那里。她给了我一张表,让我填,告诉我:“你明天到中央卫生部去检查身体,要准备一些简单的东西,不要超过11斤。日常用品你带上,草鞋之类的。如果体检不合格,就不能参加这次行动。”
    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,身上要拿根带子围着,看你的胸部肺活量可以不可以,如果五脏没毛病那就好,这是一个。第二个是检查眼睛,那边画着一张图,红、绿、黑、白,让你看出来,然后还要说出来,你讲得出眼睛就好。再一个检查脚,检查脚要站得笔直笔直的,叫你抬起来,抬这么高就这样跺下去,就像没事一样,还是站得笔直笔直的。结果,我顺利通过体检,被编入由30名红军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工作团,成为中央红军红章纵队的一部分。团长是董老(董必武),跟着中央卫生部走。后来才知道,这次行动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    中红网:你们女红军战士要承担哪些工作任务?
    王泉媛:我们有三个工作任务。一个是宣传党的政策,说我们共产党是打富济贫,要推翻三座大山。中国所有的民族要团结一致,都是一家人。第二个任务是找夫子,就是找抬担架的民工。当时我们团有五副担架,每副担架需要四个夫子,一个夫子要抬一天,然后拿到工钱就让他们回去。第三个任务就是调查当地的地主恶霸,写成材料后报告给政治部。
    中红网:听说你们在长征中多次身处险境,能不能讲个故事?
    王泉媛:1934年12月,我们冲过湘江封锁线,来到广西西延山脉。一天,我们抬着受伤的红军师长陈洪的一个民夫,不小心摔伤了腿。当时体重不到90斤的我,就接过担架,继续前进。由于道路十分险恶,我们渐渐落在了后面。突然,一群国民党匪兵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
   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,一支队伍从山谷中冲杀了过来,为首的正是红章纵队第二梯队队长兼政委何长工。他骑匹骡子,带着几个警卫员来了,很快就把国民党匪兵打跑了。
    何长工问我:“你这小鬼,怎么在这里?”
    我说:“报告政委,我们抬陈师长,民夫跌伤了脚,走不了,又请不到民夫,没有办法,只有自己抬,我们已抬了好几天了。”
    他说:“你们快走,前面有一座大山,山上有洞窖,一定要小心!”
    我们上山时,何长工知道哪里有洞口,不时地拿手电筒从后边照一下。到山上一看,果然有不少的大洞,要是跌下去就上不来了,据说当时已跌下去几十人了。那天晚上,要是没遇到何长工打这个手电,我们也都要跌下去摔死了。
    在长征路上,处处都有这样的危险。由于行军紧张,卫生条件差,女红军们经常不洗脸、不洗澡、不脱衣睡觉。住处也不定,草垛、墙角、野外,什么地方都睡过,我们的头上长满了虱子。
    我这个人说起来,虽然走过这么多路,又打了这么多仗,但都挺过来了,我是个不死鬼哟!那时候参加共产党的队伍,是发了誓才当兵的。发誓说,当兵不怕死,怕死不当兵。真的不能怕,在战场上就是你死我活。

王泉媛与大孙子刘本质合影(中红网江山摄)

王泉媛在家中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,热情地向他们讲述当年的红军故事。图为位于贵州土城的四渡赤水纪念馆馆长罗永赋(右)最近专程来到王泉媛家中探访。(中红网江山摄)

来访者为王泉媛摄影(中红网江山摄)

    “长征中,毛主席用马帮我驮枪支”

    中红网:听说在长征中,毛主席还帮过你的忙?
    王泉媛:就是给陈洪师长抬担架的那次,我先后抬了五天。那时候我身体好,其中有两天一夜没吃饭,还是坚持下来了。我们翻过几座大山,躲过苗人的疯狂追杀,终于追上了红章纵队和妇女工作团。
    毛主席见到气喘吁吁的我,惊讶地问:“小鬼,你怎么才走到这里?”
    我向主席报告了我们为什么掉队的情况,毛主席表扬了我们:“好,小鬼,你很能干!来,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。”
    早在中央苏区时,我就与毛主席熟悉了,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客气,就把两个伤员的枪从自己身上摘下,放到了毛主席的马背上。我注意到,毛主席的马背上,一共驮了大小11支枪。
    长征中,毛主席很少骑这匹马,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骑在上面。即使没人骑它,也总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。我还发现,毛主席每次行动都走在纵队最后,经常落在妇女工作团后面。毛主席是故意走在最后的,为的就是帮助那些走不动的伤员,或者是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志们。

    “我用嘴巴把子弹还有脓,一下子都吸了出来”

    中红网:长征途中,照顾伤病员也很辛苦啊!
    王泉媛:我们不仅要抬伤病员,有时还要给他们就地进行抢救和治疗。
    那是在广西的时候,刚打完湘江战役,伤病员多得很。我在路边看到一个伤病员,手臂肿得好大好大。我就帮他把上衣扒了下来,看到他的手臂上,子弹还没有取出来,但手臂已经有脓了。我就用嘴巴把子弹还有脓,一下子都吸了出来。我告诉他:“你在这里坐着,我到山上给你抓药。”采草药时,我一边采,一边用嘴巴嚼,嚼了这么一大团子,给他敷上,再给他打上绷带。
    中红网:你们又是怎样做群众工作的呢?
    王泉媛:多数时候,我们分头深入到群众家里做工作。有的时候,就通过召开大会,广泛发动群众。比如在遵义,我就参加过万人大会,主要是搞动员,搞宣传。那次,遵义城的四个城门,就分别开了四个群众大会。每个城门要发放几十箱子的东西,有衣服、袜子、被子等,把打土豪没收的东西分给群众。当时还接受群众参军,“扩红”嘛!
    中红网:你们当时是怎么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呢?
    王泉媛:我们就问,你们哪一位愿意来当红军?当红军光荣呀,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,保护我们自己呐!过去我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,现在我们为了推翻他们,没收他们的东西,分给咱们的穷人。你们要是来参军,就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呀。那次,我们一共动员了四五百人参加了红军。

王泉媛在家中看画报(中红网江山摄)

王泉媛与中红网总编辑江山在一起仔细辨认红军使用过的物品。(中红网摄)

    “出演反角,也是揭露和打击敌人”

    中红网:听说你在长征中还演过文艺节目?
    王泉媛:是的。我们女红军战士不但能做群众工作,抬担架、当护士,而且能歌善舞,这才是我们的本色。从瑞金出发的时候,邓发就讲过,干部休养连人才济济,演出一台戏都不用借演员。在一年多的转战时间里,我们演出过好几台戏。
    在遵义时,我被调去做地方工作,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。贵州老百姓的贫穷和国民党军阀对人民的严酷盘剥,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怀着阶级仇恨登台演出,扮演贵州省长、军阀王家烈,戴着礼帽、墨镜,拄着文明棍,自演自唱,很受群众欢迎。到了甘肃,我又扮演马步芳,上台先唱一支自己编的歌;马步芳在江北,阻拦抗日真可恶,压迫军民呀该灭亡;红军队伍为穷人,北上抗日打先锋,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,咳呀么咳……揭露马步芳如何欺压人民,燃起了当地群众反抗的怒火。
    在甘孜、芦河一带,康克清曾跟我住在一起,对我的演出很赞赏。她鼓励我每到一处演好军阀、恶霸如何剥削、压迫人民,说这样也是揭露和打击敌人,群众会更拥护我们。演戏还有这么大的意义,我演得更上劲了。

    “最苦最难的是爬雪山过草地,可我四爬雪山、三过草地”

    中红网:听说你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,而是在途中被调到四方面军工作?
    王泉媛:当时,我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的两河口后不久,毛主席下了命令,让我和吴富莲到干部连工作,跟红四方面军进行交流,我们这就到了四方面军工作,归张国焘他们管了。
    中红网:你跟着张国焘的时候,曾因为不唱“毛主席是逃跑主义者”的歌,康克清夸奖过你?
    王泉媛:那时候,张国焘说毛主席是个机会主义者、逃跑主义者,部队里还编了毛主席是逃跑主义者的歌,让我们唱,我就是不唱。
    康克清问我咋不唱?我说,俺不唱,毛主席是不会逃跑的。毛主席在农民起义的时候只有几支枪,那么困难,还坚持革命呢!后来,他到了井冈山,发展成了中央苏区,五次“反围剿”,他都没有逃跑。在长征路上,我们看到毛主席有马都不骑,他的马天天要驮战士们的枪支,他怎么会逃跑?康克清说,哎呀,你真不错,小小年纪,就知道分析问题了。
    在毛尔盖,毛主席和张国焘一个坚持北上,一个要南下。张国焘走到阿坝下了个命令,在后面的部队,要全部南下,我也跟着南下了,再一次翻雪山、过草地。我一共翻了四次雪山,过了三次草地。夹金山我就翻了三次。在阿坝的时候,我病了二十多天,上面就派了一个人跟着我,做通讯员。
    中红网:你们女红军在长征途中,最苦最难的是哪一段路程?
    王泉媛:最苦最难的地方还是爬雪山过草地。过夹金山的时候,看到有水桶粗的冰凌,石头都砸不动。那时候的雪,一年到头都不化,冷得很。上山就是驼着背上去的,几千米的高度,下山的时候就往下滑。我们穿得又少,大家都冻得直打哆嗦。我们就靠吃辣椒御寒。当时,发了大辣椒,还有生姜,看每个人的口味。辣椒都用绳子串着,吊在身上。在山上冷得受不了了,就从身上拽一个辣椒,放在嘴巴里一咬。这样就辣得全身发热,继续往上走。
    草地上最苦的是没吃的,天天吃草。又没处睡,就睡在草地上,一倒下去就睡着了。刚睡下去,那个雨就噼里啪啦落下来,落在脸上,一身是水没干过。男人好一些,因为女的有一些特殊,赶到月经来的时候真是很苦,月经往下流都没裤子换。从白天到晚上,体质不好的人就得毛病,得了毛病的人很少能走过草地。所以,过草地死了很多人。后来,长征路上女红军不少人停经。我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,也落下了病根,终生不能生育。
    中红网:你到红四方面军主要做什么工作?
    王泉媛:开始时是负责搜余工作。红军队伍里由于有伤病员,有掉队的,我们就去照顾他们。有时,还要到几十公里外的藏族地区为部队买粮食。
    后来,我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,吴富莲担任团政委。先锋团由四方面军1300多名女红军组成,跟随大军西征。

“欢迎你们再来!”王泉媛在欢送客人。(中红网江山摄)

“西路军失败我没掉泪,可得不到党组织信任我掉了泪”

    中红网:听说你们四方面军西征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,牺牲也很大?
    王泉媛:大概是1936年七八月份开始西征,到1937年三四月的时候就失利了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的血战后,损失惨重。西路军总指挥部、九军、三十军和妇女先锋团被围。此时,2万多人的西路军,只剩下不足5000人,伤病员又多。我们整个部队打得都没有子弹、炮弹了。
    为此,我主动请缨,要求让妇女先锋团打掩护。我对徐向前说:“徐总指挥,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!”
    徐向前犹豫不决。显然,他不忍心让一群女兵单独与凶残的马家军作战。我看出了他的心思,又说:“我们是女的,万一打散了,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。”最后,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    为了迷惑敌人,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,一律男装,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。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、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,我率领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,进入了梨园口阵地。一个小时过去了,子弹打光了,手榴弹所剩无几,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,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    当马匪发现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全是女兵时,便从马上跳下来,想活捉我们。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,我命令战士迅速往山上撤退,自己则带领一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。
    这时,我感到欣慰的是,通过渐渐稀疏的枪声,基本能判断出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已突围出去,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!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,部队被打散了……
    中红网:听说马匪对待我们女红军战士非常残忍,你们受苦了!
    王泉媛:当时,我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,但很快被马匪搜了出来,当了俘虏。一天,我趁上厕所的机会跳下城楼,昏死在墙根下,又被抬了回来。
    马步青陆续把抓获的女战士分配给各级军官做小老婆。有一天,马步青的夫人来探监。她告诉我,要想不做马步青的姨太太,办法只有一个,就是做她的干女儿。我和吴富莲商量后,便答应了。
    马步青没有得到我,便心生一计:将我分配给团长马进昌。我不从,被马进昌带人强娶。一天晚上,马进昌想强暴我。他刚要近身,我一脚踢到他的下身处,把他踢翻在地。事后,我连续几天被他们严刑拷打,就是用那种打马的鞭子抽啊!我浑身被打得遍体麟伤,没有一块好肉。
    敌人肉体上的折磨我不怕,关键是看不到出头之日。好几次,我想到了死。我曾几次自杀,没能成功。
    1939年3月,马进昌领兵外出修路,我和另一名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,终于翻窗逃出了马家大院,一口气跑了90多里,来到了兰州,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。
    中红网:你历经千辛万苦,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。
    王泉媛(两眼闪动着泪水):但是,当时为了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,党组织对失散人员的收留做出了严格的规定。“八办”的人对我说,上级有指示:走了一年的接收,二年的调查,三年的不收。再说你还是马步青的干女儿,马进昌的小老婆……后来,八路军办事处给了我五块大洋。这时候,是我最痛苦的时候。敌人打我,我没有哭。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,我痛苦至极。就是说,西路军失利我没有掉泪,可这回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让我掉了泪。
    我用双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,但最终没能到陕北,相反又沿着当年长征的路,靠乞讨回到了家乡,又走了一回长征。途中,为了活命,我与一位叫万玲的四川男人结了婚。他要我跟他一块回四川老家,可我却要到江西去。到江西后,我和他就分手了。
    1942年7月,当我破衣烂衫回到江西老家时,家里人都不敢认我,乡亲们都说我不是王泉媛。在我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,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。这一年,我29岁。

王泉媛曾获得多项荣誉奖励,图为她出席解放军英雄模范会议的证书。

多年来积极工作、无私奉献的王泉媛,2008年曾通过交纳党费来支援四川地震灾区,图为有关证书。

    “长征路上,与王首道只有两日团聚的婚姻”

    中红网:听说你在长征路上与王首道结婚,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好吗?
    王泉媛: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时,我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。一连几天,我们俩都在一起做群众工作,渐渐产生了爱情。我们的心思,被蔡畅、李坚贞和金维映觉察到了,她们就热情地给我们牵线搭桥。到遵义的第7天,大家接到命令,部队将于明天离开。那天晚饭后,蔡畅等人把我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,给我们俩讲了讲,然后关上门就出去了,这样我们俩就算是结婚了。
    新婚之夜,王首道送我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。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,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。但是,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,只好欠着了。
    中红网:不是说长征中不让结婚吗?
    王泉媛:在长征路上结婚,我们俩可真是个特例。从瑞金出发时,上级曾三令五申,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,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,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。就连邓颖超、贺子珍等人,一般情况下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。上级的这个决定有它的合理之处。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,结婚免不了怀孕,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,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。贺子珍、廖似光等5位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,受的磨难就是明证。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。
    中红网:在长征中,你和王首道又在什么地方见过面?
    王泉媛:从遵义出来后,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,我和王首道一直都没有机会相聚。直到1935年6月26日,我随中央卫生部来到两河口时,王首道派通讯员给我送信,让我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,这才又见了一面。
    天亮以后,我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。然而,我们谁也没想到,这竟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。
    中红网:后来,王泉媛与王首道又见过面吗?
    肖扬凤(王泉媛养女):他们二人再次相见,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。
    妈妈在1942年回到家乡后,很长一段时间里,当地人都不知道她就是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妇女先锋团团长。妈妈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,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一样耕作收获,下田种地,养牛养猪。1949年泰和县解放后,妈妈先后担任了村生产队长、保管员、大队妇联主任,公社和乡的敬老院院长,并开始重新向组织反映自己的历史,希望能得到合理的待遇,但都石沉大海。当地没有人记得她,也没有人愿意相信她。“文革”期间,她甚至被戴上叛徒的帽子游斗。有几次,当妈妈在报纸和广播里听到王首道的消息的时候,也想过要给他写封信,想能得到他的帮助,可又担心着诸多的不妥,最后还是把所有的希望和祝福埋在了心底。
    一直到了80年代,妈妈从江西来到北京,在老大姐康克清的过问和作证下,才终于落实了政策,被恢复了党籍和老红军的身份。这时,人们才突然意识到,身边这位普通的老太太,原来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革命老红军。
    1982年夏天,当王泉媛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,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。听到这个消息,年近古稀的妈妈,眼泪立即就“哗哗”地流个不停,嘴里不停地念叨着:“总算见到了,总算见到了……”
    1938年秋,已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的王首道在延安与易纪均结婚。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。王首道第一个妻子叫王绍坤,为掩护丈夫在受尽酷刑后被杀害,人头被挂在浏阳城墙上。第二个妻子王泉嫒,身为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,西路军被打散后下落不明,又有消息传说她早巳牺牲。
    那次见面时,妈妈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问题:“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,说我永远不当红军,永远不去延安,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。是吗?”
    王首道吃了一惊:“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,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,见你没有回来,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!……”
    1995年,妈妈到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,又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。这次,妈妈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。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,老泪纵横,说:“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!”随后,王首道挽起了妈妈的胳膊,两位老人留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。我也有幸在与他们在一块儿合了影。
    1996年,王首道逝世。当妈妈得知这一消息后,大病了一场。后来,王首道女儿王维滨两次专门来到江西泰和我们家探望,给妈妈送来了棉袄等物品。
    我1953年生,1957年开始跟着妈妈生活。几十年的生活让我看到,妈妈一生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。她在担任禾市乡敬老院院长时,先后干了14年,没拿过一分钱工资。
    王泉媛:1987年,当我被确认红军战士身份时,已经76岁。我先后收留了6名孤儿,目前与养女肖扬凤一起生活,享受副厅级待遇。与那些永远长眠在雪山草地和西征路上的战友相比,我是幸运的。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,我知足了!
    但是,就是九死一生,也要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!
    (王泉媛笑了,露出了仅有的两颗门牙)

(责任编辑:中国红色教育网-news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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